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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其中，席卷南方数省的铁路风潮使得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四川的保路风潮，最终成为了武昌首义的导火索。

关键词:保路风潮武昌首义

1911年十月十日的武昌首义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它的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系列社会危机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爆发。在起义前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四川保路风潮被称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四川与湖北在地理上相隔甚远，但远在四川的保路风潮却引爆武昌首义!这一导火索的点燃过程，可以说颇值得探究。

一、清末“路政”，风潮原起

19世纪末，继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建铁路之后，清政府也开始举办“路政”。但由于财力不足，清政府的“路政”从来不是独立自主的，如川汉、粤汉铁路，因缺乏资金，向美商华美合兴公司借款四千万美元，筑路权让与美国人，美国人又将大部分股权转让给比利时人。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见铁路大有收益，力倡将铁路收归自办，各省督抚纷纷响应，朝廷也照准，于是派张之洞任督办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大臣，督饬相关官员商绅认真筹款兴办。

川汉、粤汉铁路收归自办后，由于官资不足，又改为官督商办，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省募集民股，并又官府在税收项下附抽“路股”。这样一来，以上各省的士绅、商人、农民、工人都成为拥有铁路股票的股东。即便如此，工程仍进展缓慢，资金日益窘迫，张之洞于是由主张“自办”转为举借外债，推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政策，委派官员与德商、英商、法商签订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镑，并以湖北、湖南两省盐厘捐税作借债抵押。

二、民众争路，矛盾激化

张之洞举借铁路外债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闻之，大俱利权落入列强之手，且给地方留下大患。于是群情汹汹，如大乱将至。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上谕，将“铁路国有”政策昭示天下。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实质是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控制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同时，这个国有政策，对于川汉、粤汉铁路先前征发的商股，有的还本不还息(如湖北、湖南);有的只发还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如广东);对于四川，甚至只发给国家保利股票。这更直接危及上述省份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激起前所未有的铁路风潮。

5月，川汉铁路总公司致电邮传部，要求清政府仍维持川汉铁路商办原案，但邮传部置之不理。然后四川京官联名反对川路收归国有，清廷仍无动于衷。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抗争手段尚属文明争路。发展到8月底，由成都开始，迅速形成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斗争风潮。这一斗争的展开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开始突破“文明争路”的框子而以激进的行动反抗清王朝。罢市罢课七八天，清政府除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严厉对付外，对川民的要求更是一口拒绝，扬言铁路国有政策绝无可更改。四川绅商也不退却，9月初，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向全省通告，不向政府交纳粮税。在此过程中，四川革命党人一直投身其中，努力将保路运动引向反清起义的轨道。在罢市罢课开始后，有同盟会员起草了《川人自保之商榷书》，散发给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商榷书》首先痛陈民族危机，揭露清政府卖国行径，号召民众自立自保，并罗列出自保条件，巧妙地将革命思想融入自治议论当中。

其革命独立思想，启发了四川人民的反清斗争意识，也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警觉。四川总督赵尔丰认为《商榷书》其中的语气以及所提到的自保条件，隐含独立意图，尤为狂悖，于是在9月7日诱捕四川咨议局正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伦，及保路同志会首领若干人，称他们图谋不轨，欲定死罪。成都商民百姓听闻此消息大为惊骇诧异，纷纷捧着光绪皇帝的牌位，环跪在总督府门前痛哭，为蒲殿俊、罗伦等人请命。赵尔丰不为所动，反而下令开枪，结果打死了32名手无寸铁的请愿百姓。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川西南数十州县民团四起。革命党人联合保路同志军奔走呼号，裁木板并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二十一个字，在夜半时分投入江水中，时值秋天涨水，木板顺流而下，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传遍了川西南。当地人惊呼“水电报也。”随即奔赴川西南各县，暗地布置，并派人秘密催促革命党人发难。于是“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进围成都，猛烈的冲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开展，从和平的方式演变为起义，推动了全国尤其是湖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导火之索，一触即发

湖北革命力量重心在于新军。1910年以来物价飞涨、军饷被克扣的状况屡有发生，开始直接危及士兵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新军士兵早已积累了不少愤懑。1911年夏，新军营房发生几起枪机、哗变事件，加上革命党人的推波助澜，湖北的革命形势亦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清廷和地方政权亦有预感。湖广总督瑞澂为防备革命爆发，在辛亥年间频繁地调兵遣将。

湖北武汉早在1903年就出现了革命团体的雏形，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来自湖北新军。湖北新军原驻武汉三镇，经过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绝卓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辛亥年秋，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仅文学社的参加者就有三千余人。如果加上共进会成员，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差不多五千左右。还有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其余摇摆不定的占数千，剩下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可见革命党在新军中已占明显优势，革命者实际掌控新军武装的程度，已经足以用来打击当局的军政机器。

湖广总督瑞澂亦意识到新军中多革命党人，如不采取措施，无异积薪自焚。经过多次密谋，瑞澂决定实行分化瓦解的办法，将“不稳”新军分调各处，这样既能分散革命力量，又可借以镇压地方性暴动。

恰在实施此项计划之时，保路风潮兴起，四川保路运动震惊朝野!为镇压保路风潮，清廷派端方由湖北赴四川平息“叛乱”。瑞澂于是将第八镇的两个标约三千兵力交由端方带领入川。瑞澂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消灭革命于无形，殊不知新军士兵不管移驻何处，待到武昌一声炮响，便各自就地起义!所以这一分割调动，对革命党人来说，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原定计划而已，何况革命党人早已及时会商好了相关应对措施;但是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却造成了武汉地区守备空虚的局面。湖北的革命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赶紧筹划起义，终于在十月十日晚，打响了关键一枪，完成了武昌首义这一历史壮举!

保路风潮的爆发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表面上只是一场动乱，然而这不是一场寻常的动乱，而是可以称之为黄侃所说“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大乱。纵观保路风潮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是当时整个社会危机长久积压下的溃口，它的爆发点燃了武昌起义，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引向了崩溃和决堤。这一决堤正是通向民主共和的必经之路。

作者：罗丹 丁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