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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中国开始将国内这些好东西拿出来，申报世界遗产。 今年，我们又多了两处世界遗产，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第一。 然后呢？ 当我们住了很多年的家突然变成了景区，当收了很多年门票的景区突然变成了遗产，这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当我们普天同庆时，我们还想多问一个问题： 那些成为世界遗产的地方，都怎么样了？ 78岁的宣科坐在台上，精神抖擞，他的背后坐着一群和他一样的古稀老人。 台下坐着一群外国人，来自联合国的世界遗产考察组。 ▲宣科先生和他的纳西古乐团。 演奏完一曲纳西古乐，戴着眼镜、身穿长衫的宣科站起来。 他站在聚光灯下感慨，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纳西古乐了，他们把一个在舞台上跳来蹦去的人视为偶像，“这个人的名字叫周杰伦”。 前两天，周杰伦、蔡依林在昆明表演，3万名粉丝到场欢呼。 “还好周杰伦没有来丽江。”宣科说完，台下的百名观众笑成了一片。 这是2008年1月的一天夜里，丽江只有5℃，我相信宣科的内心也有点冷：联合国考察组是来评估丽江环境的。 7个月前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点名批评丽江古城的商业化。这一次的考察，将决定丽江是否被列入“濒危目录”。 “丽江已死”，早已是耳熟能详的词。 ▲1980年，丽江古城的白马龙潭三眼井。 如果问丽江从什么时候开始死去的，请回答1996。从这时开始，打造旅游城市成了丽江最重要的任务。 10年前，也就是1997年12月4日，丽江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此后要做的一切，就是按照计划搭建一个理想的古城。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丽江主要做了几件事情： 建立了古城房屋维修审批管理制度，保护原有古城建筑； 对古城的市政基础设施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 征收“古城维护费”； 控制古城的商业活动，将与古城氛围不协调的商业行为，如玉石店、理发店、卡拉OK厅等全部迁出古城。 每一个看似为了古城好的措施，都在加剧着古城文化的衰败。 把古城单独划出来，征收“古城维修费”，变成了一个保护区，反而让古城像个外来者，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而古城的真正死去，是从当地人的离开开始的。 硬生生划出来的边界，让古城根本无法容纳增长的居民，古城内房价陡增，很多人开始选择将房子租给外地人，而自己生活在新城。 为了“看起来更像古城”，丽江迁出了许多便利的商店。 成为世界遗产前，古城内有着多个农贸市场和日用商店，后来，甚至小学附近连书店、文具店都找不到了，全变成卖旅游商品的店了。 打着文化保护的旗号，丽江古城早已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2009年，四方街地区的房东有超过80%选择在新城居住，留在中心地区居住的人不足10%，而这些留下的居民也是仅仅参加对古城的管理或清洁工作，真正的生活中心也在新城中。 ▲如今的丽江，和烂大街的一米阳光。 变成世界遗产之后的10年里，当地纳西族居民从原来的4万人减少到了几千人。成片的酒吧，把在这里住了70年的宣科也逼走了。 “我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这些狗男女。” 他把房子出租变成了客栈，自己搬去了城郊的一个庄园里。 1997年，丽江古城成为世遗时，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梁敏子曾告诫： 申报的成功意味着保护责任的加重，从现在起丽江人民必须对全人类负责。 但丽江负得了这个责吗？ “你不能指望我们这个小地方、小百姓一下子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啊！”就在丽江被点名批评那年，时任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曾对媒体说： “你说，是不是太难为我们了？” 相比于丽江的“腾笼换鸟”，杭州人对西湖的态度很明确：西湖就在我们杭州，谁也别想把我们换走。 当一个世界遗产，出现在城市里面，处境可能大不一样。 自公元9世纪以来，无数的人文墨客都曾到过西湖边，建起亭台楼阁，堤坝庙宇，给这片山水带来了丰厚的人文沉淀。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6.38平方千米的湖水，还是属于杭州人的。 1979年，西湖逐步实行了景点的门票制，六和塔等景点门口装上栏杆，开始收起了门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大名，无人不知。每年光景点门票，就能给杭州贡献2000多万。 2002年，杭州开放全部的西湖，把西湖还给杭州市民。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西湖开始了长达10年的申遗路。 在这十年中，他们引进钱塘江水，让西湖的水能一月一换，湖水透明度从50厘米变成了79.8厘米； 新增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修复了西湖的自然生态； 保护修缮和恢复重建了180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 恢复了0.9平方公里的湖面。 2011年，西湖成为世界遗产。当时的西湖申遗小组组长王国平承诺，6项不改变： “还湖于民”目标不改变，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 但当家门口的湖被冠上了“世界”的头衔，杭州人还是会不禁发问：西湖还是我们的吗？ 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西湖就来了518万人次，比前一年多了34.7%。最多的一天，西湖景区就挤了230万人。 要知道，西湖核心景区的客流规划上限仅仅9万人次。 ▲西湖边永远都是人人人人人人人。 本地人难免开始有怨言：平时没时间，一到周末西湖边都是人。虽然生活在杭州，可感觉西湖离杭州本地人越来越远了。 不少学者也跳出来说：赶紧取消免费，不收费，这西湖就没法走了。 所幸，杭州政府还是大胆坚持开放西湖，舍得把湖交给公众，把世界遗产交给全世界。 世界遗产之于西湖，在名气上是锦上添花，在保护责任上，担子却重了不少。 当然，这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既然是给公众的，就不能“搞特殊”，一桌上万元的会所，一周之内就给关掉了30家。 2007年，浙大的一栋72米高的楼也被爆破拆除，因为影响了西湖的景观。 ▲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这么突兀的高楼，不能忍。 站在白堤上，你会看到一栋楼直直突出山脊，这是西湖边的香格里拉饭店。由于影响了西湖的景观，杭州政府就把这栋7层楼拆掉了2层…… 最终确保，你在西湖往每一个方向看过去，得是名副其实的“三面云山一面城”。 2018年国庆，得让厕所不断纸，用掉了4000卷厕纸。 甚至还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巡逻员，看到有神态不对的人，就会主动上前，防止跳湖自杀。 所以对于本地人来说，能看到更美的西湖，也在适当让出西湖。 要平衡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需要长时间去解决，杭州迈开了那一步。 西湖，已经活了2000年，杭州对西湖的目标是，让它再活2000年。 丽江800年，西湖2000年，而有些世界遗产，才100年，就快“死”了。 福建漳州，南靖县，土楼之乡。 古时，客家人从中原迁至南方深山，为了抵御猛兽、外敌，巧妙利用山间狭小的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合全族人之力，建造出土楼这种群居建筑。 直到1972年，还有土楼落成。但随着时代发展，多人群居、毫无隐私、没有厕所、木板隔音差、来往隔阂多……土楼不好住了，人们纷纷走出土楼，走出大山。 年轻人都走了，只剩下老人和老土楼，相依为命。 ▲新楼包围土楼。 ▲年久失修的土楼内部。 2008年7月，20座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 尽管申遗前，土楼管理方一再宣称，成功后不会涨价。然而事后却是： 次年6月，田螺坑门票从50元翻倍到100元； 华安土楼群，从30元翻了三倍直接到90元； 永定初溪土楼群门票，从原来的 50元涨为70元。 啪啪打脸，但不妨碍赚钱。 成为世界遗产后的10年里，南靖县的经济坐上了火箭。到2017年，土楼景区接待了450万人次，旅游收入25亿，比2008年增长了13倍。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自己的家突然成了世界级的景点，那些巴不得逃离这里的人们，又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有人回土楼开了民宿，有人回来当起了导游，还有开饭店、种茶叶、卖特产…… 10年里，陆陆续续回来了2万多人，大家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土楼人”。 ▲纪录片《家住大土楼》，讲了一个土楼小伙带外地媳妇回乡创业的故事。 政府和景区也投入了钱，增加厕所，改造电路，让土楼里的人能好好做顿饭。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本地人回来了，死去的土楼又活了。 世界遗产，一个金字招牌彻底改变了这个县，但除了这些有名的大土楼，全县还有15000多座土楼，由于年久无人住，面临倒塌的风险。 那些知名的土楼前，生意自然火爆，但巴西烤肉、螺蛳粉、烤鱿鱼也都随游客而来，浓厚的油烟味弥漫在饮食清淡的客家地区。 ▲如今的土楼旅游区。 土楼人回来了，土楼和背后的客家文化，又该如何留住？ 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黄汉民建议，可以迁出大部分土楼人，只留一小部分原住民住在土楼里。 他希望“留下来的这部分人，必须深刻了解土楼文化，按土楼最原始的状态生活，逐步恢复土楼的生命活力。” 是不是很眼熟？迁出原住民，只留下表演性质的区域，丽江就是这么“死”的。 刻意维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人住，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 对于那些返乡的年轻人来说，留下与发展，故乡与个人，能平衡，能兼收，多靠了这些祖传的房子。 可以说，土楼救了南靖，未来，要看这些南靖人了。 丽江已经转型困难，西湖和土楼还在面对游客们一次次的考验。 申遗，一直以来是门生意。 2010年8月2日的凌晨，湘西新宁县的人们都在欢呼——他们牵头申报的“中国丹霞”，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新宁县的崀山景区，在这里能看到丹霞地貌发育的各个时期。 这次申遗，总耗资10亿，其中有4.5亿都是这个县承担的。 对于这个在当年财政收入才1.7亿元的小县城来说，我不相信，他们出于对人类文明遗产的责任心，举全县之力去扛起这份责任。 跟这些新宁县老百姓一样，我只能选择相信：申遗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翻天覆地的经济变化和腾飞。 他们赌对了。申遗成功后，公路、机场、酒店都批下来了，旅游收入一直攀升，曾经的贫困县也脱贫了。 有一夜暴富的，也有赔本赚吆喝的。 几年前就有报道说，平遥古城出名了，结果一年最多公务接待10万人次，反而少了1200多万元收入，不堪重负。 尽管申遗成功已经10多年，平遥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若要为古城开发所需的新城开发及古城搬迁，至少还存在2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 ▲春节时期的平遥古城。 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后，小县荔波为此背上高额债务，未来10年中还得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来源@《人民日报》） 不论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还是急需告别贫穷的小城市，申遗都是件大事。 它关系到旅游开发、GDP、地方政绩和城市名片…… 而这些申遗的结果中，最应该关注的，是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才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基础。 半个月前，良渚古城遗址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了新的世界遗产。自此，中国有了55个世界遗产，全球最多。 ▲从空中俯瞰良渚古城的南城门，就像一只巨大的脚印，跨越到5000年前。图/大卫黄 这时我们选择回头，33年来，这些成为了世界遗产的地方，多多少少都给当地带来了改变，有些一跃而起，有些尚在挣扎，但都让当地政府、当地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当家门口有个世界遗产，和我有什么关系？ 中国申遗33年，保护的却是纵贯70万年的历史： 从70万年前北京郊区的那个直立人头盖骨，到5000年长江入海口沼泽地里的良渚古城，再到仅仅不过百年的开平碉楼…… 中国申遗33年，也在逐渐认清：世界遗产，以前是份荣誉，如今更多是一份责任。 这个世界第一，担子可重得很。 当世界遗产不再只和利益挂钩，当更多的城市选择担起一份责任，我们才能借由这些伟大的遗产，像70万年前站立起来的那位北京人一样，仰望星辰，陷入沉思：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从某种角度讲，世界遗产是城市的基因显现，和力量所在。活在某一座城，便自然生长得带有其精神气质，和人格底蕴。城市为每个人的内心输送着冗长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种种地域特质。 当世界遗产只关乎于城市，当城市只关乎于人，我们面对它们时，所要思考的，便十分清晰明了： 我是谁？我要去哪里？ 没有一份荣誉能久远不灭，没有一份责任能自发而生。 但若立于荣誉之上，所有对于过去的守护和传承便自然而然，所有对于未来的讨论和设想便顺理成章。 如此，从世界遗产谈开，每一座城，均有属于自己的荣誉和责任。而这，便是未来城市最初且最好的模样。 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表明我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