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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相关性"原则改革博物馆对中小学的教育供给

作者：郑奕

时下，教育已不再只发生于教室，而变为一系列正规和非正规学习的集合，是一种包含知识、技能、品质等的终身学习。在此背景下，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事业应运而生、顺势而为，并且是大势所趋。"合作"是指个人、集体之间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相互效力、共担责任的关系。学校和博物馆同作为教育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共同的教育目标而通力合作。

一、"相关性"原则以及博物馆与中小学"供给-需求关系"的发展背景

（一）"相关性"原则

博物馆和学校了解彼此的真正需求，是实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同时，博物馆根据中小学需求供给契合的产品与服务，此谓相关性原则的应用。在字典中，"相关性"被界定为∶与手头的事务相关，富有实用性，尤其是社会适用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国际博物馆界，如果场馆产品与服务不相关，它们就很难得到资金支持或是没有人员参与。

事实上，美国许多博物馆从20世纪初就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应用相关性原则，并践行供需对接机制。比如，明尼苏达州的巴肯博物馆（The Bakken Museum）与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学校的合作项目即是典型案例，它在十年间历经巨大变化。最初该项目完全由馆方开发，没有任何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介入。师生似乎很享受，却难以维系它。因此，当负责人询问教师如何促使其发挥作用时，真正的变化才开始。巴肯博物馆意识到，如果不解决教师负责的课程及其标准问题，那么无论项目有多好，教师也几乎无法参与。后来，博物馆还与当地科学领导者交流，后者也进一步强调，馆校合作中最具相关性的项目需要纳入正规教育的最佳实践，以提高学生成绩，促进高质量教学。［1］

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关注"相关性"后，美国巴肯博物馆与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学校合作项目的变化

（二）博物馆与中小学"供给-需求关系"的发展背景［2］

当下，博物馆与中小学之间与日俱增的"供给方-需求方"关系，有时也用"市场化"（Marketization）一词来表达。事实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规则正史无前例地被应用于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的结合中。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这种"市场化"与正规学习领域使用的教学法有关，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更大范围的政治文化变化，中小学教学方法在近几十年里愈发正规化［3］。尤其是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生成绩和学校表现明显下降，引发了各方忧虑。而这与始于60年代的教学风格非正规化有关，尽管它未必是直接诱因。于是，北美许多政客和教育改革者的解决方案是，回归所谓的写作、阅读、算术（"3Rs"∶writing，reading，arithmetic）和标准化考试，并催生了公立学校中更为偏狭、基于激励的教学法。

毫无疑问，学校内的正规化趋势包括教育标准和哲学等给博物馆-学校关系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对实地考察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博物馆工作人员称，许多教师视场馆参观为"华而不实的装饰"，对标准化考试没什么用。而仅仅是开启和保持与学校、学区的联系就困难重重，特别是博物馆被视为对提高成绩几乎没有帮助。这些信息很重要，表明教师的意见仍然是决定性的。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署2002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教师首要影响了学校是否决定使用博物馆资源"［4］。因此，场馆视教师为关键性目标市场，必须小心培育和争取，以保持现有的学校团体参观水平。

其二，博物馆-学校关系市场化的另一个因素是源于过去15年中场馆数量的急剧增长，并伴随着许多校区预算长期短缺，后者直接导致学校参与博物馆项目的频次下降。而可选择的博物馆过多则引发了场馆对学校观众的竞争，同时当校区预算问题也加入这场混战，其结果就形成了买方市场。在此情况下，教育正规化的影响被放大，导向了那些已意识到尽其所能提供与课程相关产出的博物馆与尚未做到的场馆之间愈发扩增的差距。

其三，由于博物馆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外加财政原因等，场馆自身也变得更加市场化导向。随着博物馆从对藏品保管和记录归档的注重，转向对公共服务和准入性的关注，它们越来越重视观众研究和评估，以确保展览和教育活动紧扣市场期望。在财务方面，长时间的财政削减催生了证明公共资金运营合理性的需求，并迫使博物馆不得不自证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鉴于此，在聚焦自身使命之外，博物馆也拥有了关注市场的强烈动机。也即，市场化是博物馆机构内超越了博物馆-学校关系的一种现象，同时它深刻影响着该关系。

二、"供给-需求关系"之于博物馆的影响：以学校项目为先

正如私营企业必须不断创新以保持竞争力一样，在博物馆与中小学间的供给-需求关系背景下，博物馆也需在各方面回应市场化诉求，具体如下∶

第一，对学校项目的更高支出。

博物馆正在将更多内部资源应用于学校项目开发，至少部分是为了维持在学校市场中的预期份额。根据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署2002年的调研报告，2000-2001年美国博物馆花费在学校项目上的年运营预算比1995年增长了4倍［5］。尽管它紧跟20世纪60、70年代起渐增的博物馆公共教育大潮流，但这样短时间内的剧增仍相当惊人。目前，美国博物馆界每年为教育投入20亿美元经费，用于国家、地方或核心课程教学，并针对各学科量身定制项目。通常，一座博物馆会将四分之三的教育资源提供给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6］。

第二，与课程关联的（Curriculum-inked）项目扩增。

尽管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开发长期以来都参照学校课程，但市场化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场馆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所有项目，以促使产出与课程清晰相关。这样也便于教师向校长说明博物馆参观的合理性，同时显示其能直接提升学生的标准化考试等。此外，由于吸引学校团体难度上升，普通的展厅游是断然不够的，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输出旨在提升学生成绩的、与课程关联的项目，这回应了教师必须"为应试而教"的现实。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博物馆教育工作者都将项目与课程关联视为必须，不管是出于与市场还是与使命相关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于1988年开始推行"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同时在1989年的国家课程介绍中，重点提倡让中小学生直接使用大黄实用资源。这对博物馆而言是关键性转折点，因为博物馆和历史遗址无疑是最佳场所，它们也见证了学校教学需求的巨大増长，包括1991年学校团体参观人数飒升至750万，同时倒逼博物馆将其资源与课程标准联动。

第三，供给教师培训。

博物馆的教师培训是一个已历经多年开发的服务领域，它确保教师了解博物馆及其如何助力学校，同时顺利利用场馆资源。教师培训项目扮演了正规与非正规教学法中的桥梁角色，为教师所需的自主规划和导引参观提供了工具，并给予其掌控感，使其不再依赖场馆工作人员［7］。就这一点而言，教师培训正是博物馆试图成为教师资源和服务供给方的组成部分。

在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教育部门往往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师培训计划，要求他们树立场馆教育理念，熟悉并善于利用馆方资源辅助教学。比如在英国、新西兰，未来的小学教师或校长都需接受博物馆教学的专门指导［8］。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尤其重视对校外教育师资的管理及评估体系的实施。

第四，博物馆成为中小学的合作伙伴。

认识到一次性的实地考察难以満足学校在课程方面的要求，一些博物馆已尝试将自身定位为教师全年可用的资源，即成为学校的长期合作伙伴。这一举措的挑战在于，促使教师从传统的学年末参观之旅转换到一种更持久的关系中。

事实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部门在制定中小学敎学大纲时，已将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学习列入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教师有义务和责任尽長创造机会带学生参观。有些课程如历史、艺术史、美术，自然等，教师可根据需要把课堂搬到博物馆,进行现场教学。

总之，无论我们对馆校关系的"市场化"呈何种态度，目前现状都表明，博物馆供给正规教育的质量因之提高"。其实馆校关系早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包括有了博物馆学校等全新形式。

三、如何提升博物馆对中小学教育供给的质量∶应用相关性原则和供需对接机制

2014年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中，"试点任务"之首便是"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需求调查"，也即"重点针对中小学生、教师、家长三类群体，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分别开展需求调查，形成《青少年博物馆教育需求调查统计分析报告》"。这说明文物主管部门已在引导博物馆根据需求来供给教育产品与服务，包括需要针对中小学师生开展观众研究等。

事实上，我国于2015年11月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是对需求的回应，对供给的研究必须置于"需求-供给"模式中进行。鉴于此，应用"相关性"原则和供需对接机制理应成为博物馆对中小学教育供给的核心要义。

（一）与课程"相关"

目前，我国许多中小学对博物馆而言，犹如"最熟悉的陌生人"。所谓熟悉，是指学生是场馆的一大目标观众和实际观众;所谓陌生，则指现有学生利用场馆的模式往往局限于参观，同时馆方对学情并不足够了解、也未充分研究。因此，我们的馆校合作以"博物馆单方面策划设计-学校选用馆方资源"为主，学校更多扮演消费者角色。同时，博物馆在输出方面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供给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鉴于此，我国博物馆若要真正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在馆、校层面都必须实行需求对接机制，并首先达求与课程相关。

1 .成熟理念与实践

根据1996年的美国全国性馆校合作调研———"馆校间教育项目状况调研"（Survey of the Status of Educational Programming between Museums and Schools），博物馆会大量使用学校课程标准来成型其某一主题的教育项目，其中数学学科占到92%，科学占87%，艺术占76%，历史则是72%。同时，博物馆通过一系列活动来与学校课程高度关联。其中，关联度较高的形式包括∶在职培训、资源/可租借工具箱、带有观前课程的博物馆参观、带有观前和观后课程的博物馆参观，占到场馆活动的97%，甚至更高"。因此，当博物馆资源的目标和预期结果反映了中小学学术标准（国立、州立、地方）时，它们更可能在教室内被使用。场馆活动与课程标准、学生学习方式、教师兴趣相关将驱动博物馆资源被优先考虑"。

值得比较的是，新千年前，美国博物馆只需向中小学邮寄一份宣传册就能很快接到回应电话，但现在学校只有被邀请纳入项目开发，他们才会留意相关活动。并且，博物馆在项目开始前就纳入教师和学校行政管理者将引发其更大的资源使用兴趣。行政管理者往往更关注结果，想知道学生会从中做什么、项目又如何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等。因此，纽瓦克博物馆（Newark Museum）现在不只为教师、还为行政管理者保留有开放目/接待日（Open House）活动，真正投入了时间来培育与中小学校长、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以共同应对文教挑战［12］。

有趣的是，英国利兹市博物馆和美术馆现已不常使用教师焦点组方式来询问校方需求。如今，场馆正致力于与更少的校方工作人员构建更深入的联动，而下一步则是与合作学校建立正式的协议关系［13］。在英国，诸如2015年博物馆实践研讨会"出类拔萃∶创建成功的学校课程"等都剖析了哪些问题是校方正努力解决的，它们如何从外部合作者获取资源以及如何做出决定等。与会者建议博物馆从教育部门的角度审视自身，按照英国标准局（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的标准帮助学校［14］。

当然，"相关性"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比如，美国的馆校合作可概括为学科相关和非学科相关两种类型。就学科相关型而言，合作内容根据学校的课程标准设定。它又分为两种形式∶学校根据需求向博物馆定制服务;场馆根据学校课程标准主动提供服务。就非学科相关型而言，博物馆会为学校推荐一些颇具特色的教学项目，供校方自由选择。同时，学校也会为拓宽学生视野而选择多元主题［15］。

2.我国未来的践行路径

时下，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发展正如火如茶，但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其中，相关性的缺失是一大原因，并主要源起于馆方。因此，博物馆必须系统审视其文教产品与服务，并将其与国家、省市、地方三级学术标准包括课程方案、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材、教学设计等匹配，因为这些是国家、学校课程建设的制度性依据。在此基础上，促使博物馆学习与课程甚至是进一步与考试评价、招生选拔衔接。

在文博领域，2015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关于加强文敎结合，完善博物馆与中小学敎育结合功能的指导意见》将“开发教育项目”置于“主要任务”之首，即强调博物馆要“紧密结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设计研发丰富多彩的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课程。博物馆教育课程可涵盖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小学中高年级,初中.高中不同年龄段，要明确每个课程的目标、体验内容、学习方式及评价办法”。

在教育领域，比如根据教育部修订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4样科学课从2017年秋季学期起被列为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的基础型课程，起始年级前置至一年级。新的科学课程标准强调“基于核心科学概念的策略，基于科学探究方法的策略，基于科学态度的策略，基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策略” °

因在此背景下，博物馆如何应对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变化？学校和教师作为主力军的同时，科普场馆是否也应行动起来，为保障课程实施创造条件？以上海市为例，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仅2016年就与全市127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开发了不同学段的馆本课程97项，其中40项科学课程已在学校正式开课”［16］。

此外，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发的研学旅行也将新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强调的“四大策略”融入了研学课程，让学生既学到科学知识，又理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并具备意识和能力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17］。

鉴于此，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結合时，在馆、校层面必须实行需求对接机制，即以需求为导向，应用相关性原则，使轉物馆在教育方案设计中，渗透学科元素，将校外活动作为教学资源和知识应用、理解，创造的实践场所，并促使学生在生活中应用。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还可依托博物馆、学校等逐步建立文教资源数据库，加强数据采集，需求分析、信息发布、动态研究，以推动资源的有效对接和充分使用。

（二）满足教师的“相关”需求

即便有再好的初衷，若没有充分考虑馆校合作的实操者如中小学教师的需求，项目也可能失败。在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中，对相关性的强调也包括馆方深入理解关键角色——学校教师。更重要的问题是，博物馆是教师寻求新教学理念和实践时的重要源头、并居于首位吗?馆方有没有争取到这份权益并兑现相应承诺？博物馆的努力是否増加了教师对其的认知、使用或欣赏？［18］。

毫不夸张地说，许多真正的馆校合作伙伴关系都始于教师。而教师的直接需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学术上和后勤上。

1 .学术需求

为了全面理解教师的需求，学者玛丽亚·马拉·布奇(Maria Marable-Bunch僧于2009年夏天针对75名美国教师代表开展研究。这些教师来自各州，学段跨度从幼儿园前到12年级。研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是什么促使教师跨越赦室边界来丰富课程？教师使用什么标准来确定使用哪些资源？“技术”在确定哪些资源有用时，是否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师在企及博物馆资源时面临什么挑战？教师希望轉物馆对他们有哪些了解？在当下髙度关注教师职责和救师审査的时代，博物馆如何助力教师该报告显示，教师总是在找寻新理念和实践，确保通过一系列教学策略以应对学生的不同学习方式。

当然，教师在找寻素材时会使用诸多标准。其中，"熟悉度”(Familiarity)居于高位。并且，当被遨请与博物馆方合作开发教学资源时，教师更傾向于使用该产品，因为教师知道如何与课程计划相融。同时，由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主导的项目介绍或手动训练，将带助教师理解如何将馆方资源纳入教学。虽然他们还会自己找寻参观前素材，但有了这些信息的提前植入，教师更能順利地为学生规划博物馆之行。

同时，“获取资源的便利度'(Ease of Access to Resources)也被反复提及，因为教师有时在获取博物馆资源方面存在挑战，井耗时耗力。相反，大多数中小学生都是技术达人，如果不在敎学中纳入新技术，他们会缺乏兴趣。对许多场馆而言，新技术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手段之一。此外，教师强调博物馆资源使用的舒适度、便利度(Comfort Level),以及馆方教育工作者知晓和理解教室氛围、风气的必要性［20］。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史密森博物学院针对教师的调研表明，教师对带有课程计划、并契合课堂时长（平均50分钟）的素材需求度最高［21］。

2.后勤需求

时下，全世界的馆校合作都面临新挑战，包括学校校外、课外经费的匮乏，班级规模扩大，加剧了教师对实地考察后勤及学生行为等的担忧;上学日日程紧张，对与课程标准和考试不直接相关的事务，几乎没有时间应对，仍然需要在诸如《有教无类法案》等顶层设计的限制下争取创新。［22］比如，英国博物馆界目前就面临资金削减、资源紧张、繁重的工作负荷、课程大纲的修改等广泛挑战［23］。

因此，博物馆需要在与中小学教育的结合中为教师减负，而非带来更多工作。然而不少馆方工作者对教师的理解不到位，甚至是存在误解，诸如认为实地考察中教师是在"放假"，而馆方单独承担了所有重任等。此外，博物馆总希望学生带着兴奋和好奇而来，通过馆方精心编写并提前发送的参观前资料作好准备。场馆还希望教师和陪同人员按照其指示，将学生预先分成小组，并负责学生的纪律。可事实是，教师早在参观前就承担了太多后勤责任，经历了为争取行程的种种行政许可的困难，追踪每份需要父母签名的许可单，落实陪护人员，租用大巴等。因此，尽管有好的初衷，教师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最基本的参观前准备［24］。

的确，后勤始终是教师的一大考量，因为再好的教育体验也可能被差劲的计划和后勤工作所破坏，包括参观时长、午餐安排、教师和陪护人员的角色等。一份好的实施计划会减轻师生的焦虑和分心，从而聚焦学习体验本身［25］。有趣的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与当地八所中小学成功合作的关键是馆方认识到教师想要选择上的自由，而非一份组织紧张的计划。因此，在博物馆活动册中包含了一系列联系并非那么紧密的活动，以供教师根据学生兴趣和需求来选择［26］。

（三）与当下社会发展以及学生未来成长"相关"

任何事物想要保持生命力，必须从它所处的生活中寻找生长点。校外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青少年、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充分地实现自我价值、理性思考、快乐成长。而博物馆学习正可以成为学科教学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点，故社会的脉动及青少年所关心的议题常是博物馆展教故事叙述的主题方向，以反映社会需求、促使社会发展，同时建立与现实生活和青少年成长的关联，并瞄准未来社会、经济、技术发展中的前沿需求。

1. 与当下社会发展相关

教育若要讲究艺术和技巧，则需施教者把握关键时机和随机事件。近年来，奥运会，世博会、重大节庆等一系列富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契机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我国馆校合作的品牌项目中。比如，上海市有基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等开展的“红色一课”，有基于世博园举行的“世博一课” “院士一课” ，还有“博物馆一课” “行知上海，激扬梦想” “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等系列活动*2气，这些都属于博物馆之于当下社会发展的相关性教育供给，以在提供知识之余，培育青少年、儿童的核心技能与素养，并塑造其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而影响其行为。这也是为何在中小学的党团组织活动和主题教育、仪式教育、节庆教育、实践教育、社团活动中越来越常见博物馆的“身影”。

事实上，博物馆本身也要有敏锐的文化嗅觉和育人意识，将生活事件和社会发展有效转换成教育资源，从中生成活动主题,并与中小学德育工作联动，以潜移默化地影峋青少年、儿童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润物细无声地转化为其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2017年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已提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将传统节庆日等作为重要的育人载体，教育引导学生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増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顶层设计，这对博物馆来说更是发挥其优势、与当下社会联动的良好契机。

2. 注史生涯教育，与学生未来成长相关

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既要面向未来，为中小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基，又需立足当下，为青少年、儿童今日之成长服务。对中学生而言，他们正值个性形成，自主发展时期，在此阶段若能觉识兴趣爱好，将助推其未来发展。

尤其高中阶段是青少年从未成年走向成年、初步选择和规划未来方向的特殊阶段，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在填报高校志愿前，高中生其实非常有必要相对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

目前，从我国的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看，学生在课程、考试、招生等方面都面临更多选择，因此也更需针对性指导。正如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要重点加强对学生理想、心理、学习、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正确认识自我，更好适应高中学习生活，处理好个人兴趣特长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系，切实提高学业规划和生涯规划能力"。事实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早已明确，"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采取多种方式，为在校生和未升学毕业生提供职业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中学生的梦想在此启航，鼓励高中生树立志向。崇明中学学生倪雨清被录取为复旦大学附属医学院临床八年制的医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立志从医，她说∶"'健康所至，性命所托'是我2016年在复旦大学基础医学实践工作站学到的一句话"。根据数据统计，第一批高中毕业的工作站学员就读的高校专业对口百分比为 26%。目前，工作站项目仍在不断优化"课题研究-自主申报-专家评审-总站评优"的评价及评优激励机制，将这段经历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为大学招生选拔提供依据，也为学生规划生涯发展、设定专业学科方向提供原动力［28］。

因此，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教育，都应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适应社会的能力，尤其要帮助青少年及时做好职业规划。博物馆完全有能力成为职业教育、生涯教育的重要指导渠道，给予青少年提前体验职业的机会，并提高其在选修课程、选考科目、报考专业、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自主选择能力，并最终促使青少年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

（四）关注文教战略需求，与政府教育改革"相关"

时下，国际博物馆界对相关性的强调也促使场馆开始探索∶它们作为非正规教育机构，如何在正规教育改革中扮演角色并影响其进程和结果，以不断提升"存在感"。不得不承认，正规教育领域的行政管理者对博物馆价值的理解尚不足够。但若场馆不在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改革中被提及，那么它们更不容易在教室内被使用。最终，我们期待博物馆被视为一个教育中心，而非附属，这也正是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发展的缘由之一。

那么博物馆如何在正规教育领域发出更强音呢?一方面，馆方要一如既往地对这个熟悉却永远在变化的群体加深了解——中小学师生。另一方面，馆方应了解当下正规教育的关注点，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文教故略需求，教育教学改革等。

具体说来，博物馆不妨多走访学校，与正规教育工作者构建和维系联系，倾听并理解其頤虑和挑战，在每个层面如规划、实施、评估博物馆教育项目时，都纳入教师和学校行政管理者，追随技术进步，与学校一起尝试新技术，通过出席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年会，了解课程及其标准、考试时间表的动态，并知晓教育改革的最新动向等［29］。

换句话说，要真正实现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赦育结合，博物馆必须在正规教育领域切实培育支持者，包括与文教政策制定者同桌而坐，使自己作为有价值资源的能见度提高，明确表达轉物馆在学生核心素养及21世紀技能培育等中的独特位置，而非站在一边，等待认可。一言以蔽之，博物馆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被中央和地方政府、文教部门和单位提上议事日程。

博物馆若更多参与国家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等层面的战略决策，或许还能引发场馆教育的下一轮革命。

此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我们都要跨越传统教育与博物馆学习的严格分割线。因此，双方工作者不妨早日开启对话，并开展务实合作。

事实上，美国“博物馆学校”的存在与发展，正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将正规和非正规学习的优势融合并进行制度创新。此外，以旧金山探索馆为标志的科学中心的兴起及普及，为当代科学教育的改革准备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东南大学原校长韦饪教授也于2002年在东南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并在全国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做中学”的科学教育改革试点［30］。

综上所述，时下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都针对中小学推出教育活动，尽管这些项目的主题、出发点、受众数量、经费来源不同，但优秀的博物馆教育供给往往有共通之处，同时应用了一系列原则。其中，应用"相关性"原则，践行供需对接机制理应为首，以助推博物馆对中小学的教育供给改革从"量的积累"达求"质的飞跃"。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已于2014-2015年间出台了两大政策，分别是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和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功能的指导意见》，2020年10月教育部、国家文物局新颁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这对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发展而言，都属于里程碑式的顶层设计，是当下和未来事业进阶的坚实基础。

放眼国门内外，我们已建成了国际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同时学生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日趋强烈，以至于没有一个教育、文旅（文博）机构可置身事外。期待我国近5500座博物馆进一步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并厚植青少年、儿童的生命阅历，扩展其精神疆域，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